者：李琳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徽州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传播阵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的数量成为衡量宋代以后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书院的发达，对明清徽州的学术发展、教育繁荣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书院分类分层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言：“闻诸故老，婺在昔四郊书院常相望，乡先正集徒讲学声相闻。”其实，不只婺源一县如此，徽属其他各县亦然，故康熙《徽州府志》云：“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明末阉党禁毁书院，其党张讷也曾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在宋元时期共存在书院42所，明清时期则有93所。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徽州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龙井建立的桂枝书院，比欧阳修主政颍州时创建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颍州西湖书院还早40多年。明清时期，徽州知名的书院有府属紫阳书院、古紫阳书院，歙县的斗山书院、问政书院，休宁县的还古书院、海阳书院，婺源县的紫阳书院、福山书院，祁门县的东山书院、神交精舍，黟县的碧阳书院、中天书院，绩溪县的颍滨书院等。书院的发达，成为明清徽州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主创者”来看，明清徽州众多的书院可划分为民办和官办两种类型，而以民办书院为主体。官办和民办的划分，是仅就“主创者”而言的，如果从经费来源和经营管理来看，徽州除府属紫阳书院外，大体均可划归民办序列。因为这些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民间捐输，特别是徽商的资助；在经营管理上，所实行的是民间自主经营管理的模式。这也是明清徽州书院的重要特色之一。

如府属古紫阳书院系由歙户部尚书曹文埴同歙绅鲍志道、程光国等倡议，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复建：其建造经费，徽州两淮盐商动支了“营运项下款银”，同时诸商个人还“捐银八千两，鲍志道又独力捐银三千两以助成工”；建成后的章程规定“山长以邑人公议延请，官吏俱不为经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举”。又如黟县碧阳书院，系由知县谢廷杰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创建，但碧阳书院章程规定：“山长以邑人公议延请，经费由典商领本生息，官吏俱不为经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举；司匣，每都一人，各举。”再如被称为休宁“一邑之学”的海阳书院，系由知县王佐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创建，但海阳书院也是“请县申详，其山长听邑人公议延聘，膏火支放不经官吏”。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凡肄业者由学政于六县生童中挑送”，为一府“俊秀者”所提供的讲学会文之所，与府学比肩，为徽州的最高学府。府属紫阳书院和古紫阳书院属于此类。第二层级，是“聚一邑之秀良者于其中”，为一县“俊秀者”所提供的讲学会文之所，与县学比肩，为各县的最高学府。上述列举的各县知名书院大多属于此类。第三层级，是聘名师“以教乡之俊秀者”，为一乡或一族之“俊秀者”讲学会文之所。一部分乡里书院和宗族书院属于这种类型。第四层级，是塾学、义学性质的书院，为乡族子弟提供启蒙和初级教育。如黟县黄村黄氏家族建“集成书院”，“创会立规，课子侄辈读书其中”；休宁的率溪书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书院是项氏为“乡子弟肄业”所建。

助推学术演变

书院与学术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相互推动、互为因果。这一点在徽州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徽州书院促进了宋元时期“新安理学”的形成。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书院的兴起与发展和徽州士儒研究与传播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自朱子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省墓、讲学，特别是南宋理宗后朱子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徽州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笃志朱子之学”的名儒硕士，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新安理学”派别。

作为朱子嫡传的新安理学家，他们以发挥朱学义理、光大朱子之学、传播朱子思想为己任。为此，纷纷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讲学，将书院作为光大和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阵地。如休宁程大昌建西山书院，“以淑学者”；休宁吴儆建竹洲书院，“与其徒穷搜经史，四方负笈至者岁数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书院，远近师之者甚众；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经书院，四方闻风来学者云集；休宁的程逢午“与族父若庸讲明正学”，“荐授紫阳书院山长”。

徽州书院推动了明中后期徽州的学术思想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明代中叶，陈献章远承陆学余绪，提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思想，反对朱子的“格物穷理”之学。这标志着朱子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献章而后，明代心学分为王守仁的“阳明学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学派”。阳明学派“宗旨致良知”，甘泉学派“宗旨随处体认天理”。两派相互融通、互为唱和，就门庭兴旺和影响广大而言，甘泉学派远不及阳明学派。

心学兴起后，特别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的出现，迅速传至全国，“学其学者遍天下”，心学遂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明中后期占全国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而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在明中后期“天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也成了王学流布的地域。湛若水亲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书院讲学；王守仁高第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畿、刘邦采、罗汝芳等亦先后前来徽州，依托徽州书院主讲盟会。每次会讲，少则“听讲数百人”，多则“听讲几千人”。在王、湛心学的强大攻势下，恪守程朱、无所创新的新安理学家毫无还手之力，而新安后学则耳目一新，于是纷纷转向“致良知”一途，“崇尚《传习录》，群目朱子为支离”。王、湛心学遂逐渐取代朱子学而成为徽州学术思想的主流。

徽州书院促成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学的中兴。清朝建立后，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借朝廷倡导之东风，一批在明后期沉寂的新安理学家们，又以“负担道脉”为己任，决心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学。为此，他们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纷纷前往徽州各地书院主讲，“非朱子之言不发于口”，一意宣传程朱理学，夺回被心学控制的书院讲坛；二是制定书院讲会会规、会约，规定“会友必择”，非程朱信徒不得入会，要求讲会内容“总括以尊朱宗孔之大旨”，从制度上保证程朱理学在书院讲会中的独尊地位。通过新安理学家们的同心倡率，清初徽州书院“春秋集讲，文物衣冠，彬彬一堂，尽去旧习，化为尊孔宗朱坛席”。

徽州书院又为清中叶徽派朴学的兴起提供了“舞台”。清乾隆后，徽派朴学兴起。江永的从训诂以求义理的新的治经方法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徽州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乾隆年间，江永讲学紫阳书院，戴震与同郡郑牧、汪肇漋、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即从江永受学，继之他们聚集在歙县大商人汪梧凤的“不疏园”中探讨问难，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干城之将，其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学最全、成就最大。在徽派朴学“魁硕迭起”的同时，具有号召力的新安理学家则相继辞世。清代，新安理学的中兴至此结束，徽州书院讲坛遂逐渐被徽派朴学家所占据，如凌廷堪曾主讲紫阳书院、汪龙应聘主讲古紫阳书院等。这些朴学家们以经史训诂教授生徒，从而使徽州学风为之一变，“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也。

助力教育发展

从宋代起，徽州“俗益向文雅”，特别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从此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列。到明清时期，徽州各种教育机构星罗棋布，致有“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矣”，形成了教育高度繁荣的局面，被誉为“文献之邦”“东南邹鲁”。诚如曾国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书院既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繁荣的表现之一，又在徽州教育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徽州书院层级的形成，构建起在传统的社学、塾学、官学之外，与其平行而又互补的另一条教育系统。徽州书院这条教育系统，具有三方面的功能：

一是为徽州的蒙学教育，或者说“小学”教育的普及添砖加瓦。明清徽州众多的书院，有很大一部分是为普及乡族子弟教育服务的。除上文所列举的之外，还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岩书院，是由桂岩的戴氏所建，“割田购书，以训乡族子”；明代休宁商山吴继良“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义学以供乡族子弟读书其中，名之曰明善书院；祁门的李源书院，明弘治年间李汛建，“以助族之子弟能读书者”；清代婺源周溪项儒珍“为乡子弟肄业”建玉林书院等。

二是为优秀的童生和府县官学不能容纳的生员提供肄业场所，即承担所谓的“中学”和“大学”教育职能。童生是指完成启蒙教育尚未考中府县官学成为生员的学子，童生参加生员的选拔考试称童试；生员则是指通过了童试选拔而进入府县官学读书的学子。清代徽州府六县每次应童试的总童生有八千人左右，而徽州府学和六县县学的录取有定额，平均录取率只有2.3％左右。

大量落选的童生，特别是想再次参加童试的优秀童生就学无门。此外，府学、县学规模有限，能容纳生员在校就读的人数有限，所以新一届生员进校而往届生员就得离校，这些离校的往届生员也就没有了固定的肄业场所。所以，徽州人建书院，其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同治《祁门县志》载：祁门“儒学弟子员凡二百，而学舍仅百之十”，于是知府留志淑和知县洪晰“作学舍五十间、文会所三间、仰止亭一间、庖四间，以居诸生讲肄其中，榜曰‘东山书院’”。又如徽州府属紫阳书院，“向取内外课生（员）、童（生）六十人给予膏火”，到清嘉庆年间，由于歙商程光国和其子的资助，“紫阳书院内外课膏火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属古紫阳书院，“肄业正额生监八十人，童生四十人”；黟县碧阳书院，“正额生监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学子“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就是“多聚于书院”了。

三是讲会与课艺并行，将学术与功利统一到书院的教育教学之中。书院建立的目的本是为传播思想、发明学术，所以聚众讲学、自由研讨是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清初，虽然书院的讲会之风一度颇为盛行，但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在清政府的引导下，康熙中期以后渐行废止。于是清代的绝大多数书院，“师儒所教率不出时文帖括”，“书院专究制艺，不务实学，乃一无足称矣”。课艺、应举成为清代书院最主要的教学活动，书院特有的讲学与研究风气几至无存。

在铨选入仕，学者“舍科第无他途”的情况下，徽州书院自然不能超脱举业的影响，所以徽州书院同样围绕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课艺制度，如府属紫阳书院、古紫阳书院和祁门东山书院都开设有“大课”“小课”，并对开课时间、考试内容、成绩评定和奖惩等作出具体规定。然而，与全国大多数举业书院不同的是，徽州书院并未完全变成“猎取科名”的场所，亦即并未完全变成科举的附庸，而是在课举子业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的讲会制度，将讲会与课艺统一于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据休宁《还古书院志》记载，直到乾隆年间，徽州书院每年仍在实行春秋会讲制度，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会讲三日，会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会讲三日，会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仲春，会讲三日，会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会讲三日，会友四十三人”。徽州书院这种讲会与课艺并行、学术与功利并举的办法，既提高了徽州学子的学术水平，又满足了他们应举入仕的现实需要，从而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培养出大量人才。

综上可知，对徽州书院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宋以后中国学术思想演变提供了视角；为我们系统认识明清区域教育史，特别是区域间各层级教育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标本；也为中国当代教育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众多高校“书院制”教育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了历史镜鉴。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07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天（6月1日）起

这些新规

将影响你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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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自6月1日起施行，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该法明确粮食加工经营者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标准，不得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对其加工的粮食质量安全负责，接受监督；增加优质、营养粮食加工产品供给。

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明确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国家标准6月1日正式实施，对队旗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运和标志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队旗的图案、色牢度、规格和规格尺寸允差、颜色及色差、缝制、旗面外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指标。

修订后的《行业标准管理办法》6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禁止在行业标准中规定资质资格、许可认证、审批登记、评比达标、监管主体和职责等事项，禁止利用行业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6月1日实施，这是首部关于快递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使用有毒有害快递包装。

《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6月1日起施行。已故存款人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取已故存款人存款时，金额不超过5万元时，可简化提取手续。同时，将银行业金融机构黄金积存产品以及代理销售的国债、理财产品纳入简化提取范围等。

《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给的规定》将从6月1日起施行。鼓励国际邮轮在我国港口靠港补给，保护国际邮轮经营者、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6月1日起，向在境内合法工作和居留的外籍人员开放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境内考生实行统一的考试制度。符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外籍人员，按照就近方便原则报名；另外，外籍人员在境外的会计从业经历，可以计入从事会计工作年限。

《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针对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规定，推动政府为其提供免费的“两癌”筛查服务；增加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生育保险规定。

《沈阳市进一步促进外来人口落户若干政策措施》6月1日起施行。落户新政共10条，包括取消积分落户名额限制，放宽学历落户、投靠落户、购房随迁落户人员范围等以及在沈阳取得《辽宁省居住证》、在沈阳租赁房屋、在沈阳务工即可落户等。

新修订的《成都非机动车管理条例》6月1日起实施，《条例》规定，驾驶非机动车时未佩戴头盔、在机动车道行驶、逆行、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等，驾驶人将会被警告或处5元以上30元以下罚款。

转自：央视新闻

来源： 大湾区之声

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李书磊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物质富裕，也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实现精神富足。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

（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觉致力于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关键在改革。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要求。相对于物质满足，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诉诸长远、诉诸千秋万代的视野与情怀。越是物质富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是强烈。而且，随着人们文化素质、文化水准提高，人们对文化作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了。这些年，我国文艺创作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高速增长，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由“够不够”转向“好不好”。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优质文化产品服务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更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迫切需要。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推动传播革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文化领域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深刻重塑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深刻推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也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深刻调整，为我们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构筑国际话语新优势提供了契机。面对新形势，唯改革者胜。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全方位改革，推进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创新，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实现全面彻底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时代要求。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一方面，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宣扬文化竞争并挑起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的倾向也有增无减。尤其是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个别国家强烈不安，他们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丑化我国形象，歪曲抹黑的舆论攻势不断加剧。无论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应对国际文化竞争，都要求我们深化改革，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以真正在国际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二、牢牢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文化兼具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具复杂性。要贯彻《决定》精神，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牢牢把握基本要求，稳妥有序推进改革。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是文化改革发展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高举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自觉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文化改革全过程各方面。

（二）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增强文化自信，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先决条件。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要坚持“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守精神独立性。

（三）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文化生产是创造性劳动，核心在人，人才济济、人物辈出，文化才能繁荣兴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目中有人”，把育人才、强队伍作为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健全符合文化领域特点、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改革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努力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文化人才队伍。文化人才的出现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要能识才、重才、爱才，健全联系服务机制，真正把人才凝聚到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中来。

（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也是文明绵延繁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进行文化创新创造，涌现出一个个文化高峰。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创造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把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加快完善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让一切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三、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向深入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文化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瓶颈问题，以战略性、引领性改革举措不断深化改革，努力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一）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斗争和较量有时十分尖锐，必须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要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态化制度化。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面向中国田野、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实施全媒体传播建设工程，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

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中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要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全民族文明程度。农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要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弘扬新风正气，倡导科学精神，推进移风易俗，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要积极探索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增强说服力感染力。建立健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协同治理机制，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道德问题。

（二）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时代文化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文艺作品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要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尊重文艺人才，尊重文艺创造，形成文艺精品和文艺人才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坚持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积极营造健康的文化生态、活跃的文化环境，形成文艺精品和文化环境相互生成的生动情景。要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引导广大作家、艺术家立足生活的深厚沃土，自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发挥个性与创造力，推出更多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保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神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十分珍视，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对文化遗产保护有一系列深刻论述、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要理顺体制机制，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督察，着力推动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快构建大保护格局。

（三）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现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新空间。要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和打通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各环节各领域，按照归口领导、集中统一、高效协调的原则，进一步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推动形成更加科学高效有序的治网格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目前最具革命性、引领性的科学技术之一，要尽快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推动这一重要领域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与安全保障，做到趋利避害、安全使用。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飞地，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使互联网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化传播力、文明影响力大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促进宣传、外交、经贸、旅游、体育等领域协调配合，推动部门、地方、媒体、智库、企业、高校等主体协同发力，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好中华文化资源、紧扣国际关切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然要求。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文明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深入实施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工程，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