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式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数字化时代下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研究

Super-Body Innovation Ecosystem——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Digital Era

董秀海

Xiuhai Dong

作者：董秀海（1980.2-），男，博士，高级研究员，dongxiuhai@tsinghua.org.cn，维正知识产权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数字革命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变革，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成为未来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地正兴起层出不穷的数字化浪潮，数字经济加速崛起。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化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传统范畴内，停留在数字化技术特征描述以及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某些方面的分析和举例，显然这种层面的研究不足以支撑和引领当下经济社会技术等各方面各层次轰轰烈烈的数字化变革。本文在总结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活动、流程、装备、关系、制度环境和风险产生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从数字化的本质是时间维度通过数字足迹得以显化，进而指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正向超体式技术创新（super-body innovation）演进的结论，并通过分析腾迅系公司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演进过程中的公司数量和类型、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和方向，验证超体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以及大数据、智能化、去中心、无边界的特征。

关键词:数字化 企业技术创新 创新生态系统 超体式创新

Abstract: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the greatest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have become the only way for enterprises to seek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endless waves of digitalization emerg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ccelerating.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digitalization in academia stays in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in the descri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nalysis and examples of some aspects of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But, this level of research is not enough to support and lead the current economy and social digit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rofound impact of digitization on the subjects, activities, processes, equipment, relationship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risk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digitization is that the time dimension is manifested through digital footprints, and then in the era of digitizati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enterprises is evolving towards the super-body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encent's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by analyzing the number and type of companies, the number and direct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ents, and ve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body innovation ecosystem, big data, intelligence, decentralization, and no boundaries.

Key words: digitization,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super-body innovation ecosystem

一、背景

数字革命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变革。数字化变革已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形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大趋势之一[1]。世界经济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了信息化阶段，有学者称之为第五次产业革命[2]。根据IDC预测，2018年全球产生的数据总量是33ZB，到2025年全球生产的数据量会比2018年增长5倍多，达到175ZB[3]。经合组织（OECD）在《数字化创新政策图景2019》报告中指出，需采用“系统创新”的政策方法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在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4]中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普华永道关于数字冠军的报告[5]中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和智能化将贡献14%的全球GDP增长，相当于15万亿美元的当前价值。在全球经济体竞争中，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逐步将大数据和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国家级发展战略规划。

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成为未来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在经济全球化等激烈竞争背景下，单一企业很难获得可供其完全支配的所有创新资源，通过有价值的合作网络与其它单位组织进行合作和协同就显得极为重要，也是各种研究的重点[6]。数字经济的到来，导致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数字业务模式和流程重构、消费产品个性化和定制化、企业竞争边界模糊、企业资源人才和信息流动性极大增强等等，面对数字经济新常态，传统企业快速数字化和保持持续创新已然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研究数字化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凭借其完善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优势以及科技人才优势，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全方位打压，华为、中兴、福建晋华、山东晨曦等一系列公司受到严重影响，瞬间让大家见识到了中国在高端技术创新生态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站在国家层面来看各国间的技术创新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个体之间的技术创新竞争，更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因此，研究数字化时代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不仅是企业自身构建可持续竞争力的发展需要，更是当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竞争的必然要求。

然而现实情况是数字化/信息化作为一种通用型技术出现，并已经对人类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变化发挥出巨大作用，由此衍生出的数字经济概念也已经被全球各界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仅仅把数字化作为一个影响因素（factor）进行考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全面探讨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活动、装备、流程、关系、制度环境、风险等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的本质是通过建立数据足迹的方式，实现了在技术创新层面时间维度的可记录、可回溯、可修正，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第四维度（dimension）——时间维度的调控，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初步实现掌控时间的意义，并发挥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进一步提出，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范式（innovation paradigm）已经从之前的，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立体式创新，演进到超体式创新（super-body innovation），即技术创新的企业边界不复存在，数据化、智能化、开放式、柔性式技术创新，创新生态系统边界弹性、虚实结合、随组随散，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趋于同步，致力于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体验和精神满足。本文的探索是对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学术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有助于厘清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方向；与此同时，在当下全面数字化大趋势下，对于如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竞争力，促进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文献调研与现实案例相印证的方法，提出相关观点和结论和建议。本文整体结构做如下安排：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介绍及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数字化时代的内涵、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源起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当前研究不足之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多个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挑战；第四部分分析了数字化的时间维度属性的内涵，并创新性地提出把数字化作为第四维度对企业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进行探讨，并通过腾讯创新生态系统的四个演进阶段数据进行分析验证；第五部分为本文研究结论概述及提出下一步研究重点和方向。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化时代的涵义

关于什么是数字化时代，国内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现有文献研究集中于默认数字化的前提下对教育、图书馆档案管理、文化、产业、城市管理、企业创新的影响探析[7]。柯林斯词典对数字化时代（the digital age）定义等同于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是指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把大量信息广泛提供给大多数人的时代。按国外一些文献的总结，信息时代起始于20世纪中叶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从工业革命时期所建立的传统工业基于信息技术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8]。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描述，信息时代始于利用计算机微型化技术进步，并且现代化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广泛使用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数字技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它是一种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正在改变原有技术创新方式，重塑各种类型的生态体系、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9,10]。基于这些定义和描述，作者认为数字化时代的内涵是信息技术作为通用型技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概括性描述，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是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改造，更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数字技术、组织形态、科研维度、价值主张以及未来的全新的数字世界（元宇宙等）。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文献综述

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生态系统理论源于生态学，最早由A.G.Tansley（1935）提出，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借助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自我组织和调解功能的复合体[11,12]。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理论被应用到经济管理领域，经过十几年发展，也扩展出了多个细分的新兴研究领域。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生态学基本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例如在原经济模型中增加资源与环境约束，研究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间的协调机理，初步形成了生态经济学、工业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另一类是将自然生态系统中互惠共生、协同竞争、领域共占、结网群居等生物学特征引入经济管理系统，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如研究国家/区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质量/关系/知识/信息生态系统、企业生态位与竞争战略研究、金融生态圈等等[13]。

创新生态系统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战略专家James．F．Moor（1993）用生态学的观点解释现代企业竞争问题，并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并预言未来经济发展会更多的依据创新生态系统，企业间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是必然趋势[14]。Moor（1996）的商业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空间内由企业、消费者和市场及所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组成的整体系统[15]。随后Padmore（1998）等学者对创新的来源和企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创新来自于对知识的采用，企业创新系统由企业、供应商、竞争对手、顾客和公共部门组成[16,17]。创新生态系统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并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得益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美国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提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概念，并将其写入《创新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繁荣》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21世纪初的创新在创新性质和创新者之间关系由彼此对立正日益演变成互补、甚至是共生，新的关系需要新的构想、新的方法，在企业、政府、教育家和工人之间建立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形成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协调机制，可以将系统中各个企业的创新成果面向市场消费者进行整合[18]。Ron Adner（2006）把创新生态系统概括成各个企业把各自的产品协同整合起来形成一套协调一致的、以客户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系统的整体创新能力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19]。Diana Catalina（2012）认为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依存的成员构成，成员间通过优势互补与协同，促使产品最快进入市场从而创造出价值[20]。Schaffers（2012）等学者归纳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认为可以通过激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来培育一个系统网络，从而促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21]。JUCEVI?IUS G和 GRUMADAIT? K（2014）则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主要用于描述生态或社会生态系统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因此创新主体的多样性、网络联系、协同演化、自组织以及生态系统失调等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创新生态系统[22]。总体上看，如Gomes等（2018）所指出的那样，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在过去15年来被大量文献所使用，特别是一些商业和战略类文献[23]，但Oh等（2016）也对借鉴生物生态学的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在政策和机构层面适用性和独特性上提出质疑[24]，为进一步提炼学者眼中的创新生态系统关键要素，Ove Granstrand和Mrcus Holgersson（2020）从之前高引用率的120篇文献提炼出21个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通过开放编码方法提列出主体、活动、装备、共同进化/专业化、合作/互补、竞争/替代者、制度7个关键要素，并给出新定义：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主体、活动、装备、对主体或主体群体的创新绩效非常重要的制度和关系的不断发展的集合，关系包括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25]。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并不落后于国际学者。在2003年北京工业大学黄鲁成教授就提出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定义为某一区域内由技术创新组织和技术创新环境复合而成，并开展创新资源、信息交流的有机系统[26]。此后，刘友金,罗发友（2004）引入行为生态学理论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集群行为[27]。朱斌(2004)提出了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生态体系[28]。石新泓(2006)以IBM为例论证了高科技企业融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必然性与紧迫性[29]。赵玉林在《创新经济学》（2006）中对技术创新系统的构成及系统特点进行描述，将其归纳为平衡与非平衡、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自组织系统[30]。吕玉辉,丁长青（2006）提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空间内由企业技术创新复合组织与企业技术创新复合环境，通过创新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的整体系统。张运生(2007)、张利飞(2008)从风险管理与创新耦合视角研究了创新生态系统。汪秀婷(2012)基于系统视角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并对协同创新的路径进行了研究。梅强等(2013)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并从企业的角度探讨了系统模型中的创新风险。王明等(2015)认为有效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在特定区域内构建一个能支持持续创新活动的创新生态系统。黄海霞和陈劲(2016)建构了协同创新网络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和规律。吴绍波(2014,2016)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是新兴产业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玉辉(2011，2016)认为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是一种开放的系统，系统内的要素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完成动态演化的过程，该系统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随着外部创新环境的巨大变化，企业技术创新范式逐渐从“封闭”转向“合作”，从“独立”转向“系统”（Li, Q.等，2016）。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间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协同。目前大多数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演进的研究都围绕的核心企业展开，认为核心企业具有选择合作伙伴、控制供应链、调节系统成员之间物质和能量流动的能力[31,32]，来自机构内部因素和来自环境的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驱动创新生态体系演进的关键，并由此提出三种驱动模式：外部推动、混合驱动和内部驱动[33]。例如Jingxian Gan等人（2019）对中国电子（ECE）熊猫公司液晶显示（LCD）技术的“引入创新”发展案例后认为，构建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并指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形成期、孵化器和发展期[34]。

总体上看，创新生态系统有别于商业生态系统、知识生态系统和创业生态系统，它与商业生态系统较为接近，但侧重于创新的发展或价值主张的联合实现，现有文献研究集中于它的出现和演变、治理、价值主张、关系和商业模式等[35–38]。也有学者把创新生态系统做进一步细分，认为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分支为商业创新生态系统，区别于商业生态系统是着重强调商业创新），更加强调通过技术升级来满足（或超出）消费者需求[34]。综上文献所述，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与周边研发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形成的网络系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研发、生产、组织管理，外部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

关于数字化和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关于数字化与创新生态系统相结合的文献，相对较少。由于数字技术本身具有可再编程性（reprogrammable），赋予技术创新自生长性（generativity）、融合性（convergence/recombination）的特点[39,40]。数字技术还具有解耦性（decoupling）和去中介性（disintermediation）的功能[41]，因此数字化创新具有几个独特性特征：边界模糊性（融合性）、创新主体分散性（开放性）、创新过程和结果的互动性（自生长性）[42,43]。此外，数字技术还具备数字化平台（digital platform）和数字化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两个独有要素需要考虑[44,45]。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创新生态成为了重要的创新组织形式，它不具传统的正式合作形式，创新生态成员之间并没有产权的关系；创新生态体系趋向于无明确边界，非等级制，围绕核心技术而存在，互补技术通过标准或开放接口将互补产品和服务连接到核心技术，基于价值而共同创造、获取和分享，由此形成的具有一致性的组织[35,36]。

综上所述发现，现有文献研究大多数停留在传统思路范畴，研究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特点、类型以及案例剖析较多，关于数字化究竟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探究的很少。不多的对数字化技术有所涉猎的文献研究大多停留在数字化技术特征的描述，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发展机会之窗[45]。关于数字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非常稀少。本文的研究正好是对现有关于数字化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有意探索和补充。

三、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大量的研究表明，工业4.0尤其是企业数字能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生产、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转型[46–50]。数字化是公认的经济增长机制，通过技术对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动的效率、有效性、质量和价值产生积极影响[51]。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得到重塑。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显著降低资源流动、协调成本和时空限制，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进而推动企业需要积极与社会资源建立关联，这种关联包括互补性、竞争性和和合作性，从而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机会[52]。数字化促进技术创新的证据之一是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呈指数式增长，在国际上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报定律[53]：在工业化时代，电、电话、收音机、电视机在美国普及分别用了46年、35年、31年和26年；而在数字化时代，个人电脑（PC）、移动电话、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仅用16年、13年、7年和5年。此外，由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所产生的数据流量也呈指数级增长，科技型独角兽企业成长只需3-5年。数字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电商平台最直接的创新周期数据[54]：宝洁公司与天猫平台合作创立天猫新品中心——C2B创新工厂，通过数据赋能极大缩短了新品创新周期（图1），其海飞丝香氛洗发乳的研发周期在数据驱动下只用了9个月，相比传统产品研发需要18个月缩短了一半时间，而且在2017年9月上市，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达到宝洁官方旗舰店销售TOP3。数字化还能延长小企业的生命周期，戴尔联合IDC发布的中国小企业数字初始化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为2.5年，数字化水平最高的小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则能达到13.3年，是平均生存水平5倍多[55]。

图 1 数字化技术缩短产品创新周期

基于前人对数字化特征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关键要素的研究成果[56–58]，本节从数字化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活动、装备、流程、关系、制度/环境、风险等几个关键作用点的影响进行深度剖析。

数字化对创新主体的影响：一方面是需要各创新主体提升数字能力，表现为数字技术设施投入和专业数字人才队伍的组建，比如维正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营业额最大的知识产权运营商，在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过程中，迅速搭建自身的IPS业务全流程自动化系统、CRM客户管理系统，并组建“企知道”APP运营团队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通过数字化实现与创新网络的信息管理、互动学习、交流知识，实现发展出和增强自身的数字能力[59]。另一方面则是扩大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主体范围。当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普遍接受把客户纳入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以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端到端定制化设计和生产逐渐成为某些行业的主流模式。数字化技术支持快速反馈和自动化处理，同时也支持客户在形成需求过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60–62]。例如当下火热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基本上都能实现按照消费者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进行交付，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如何取悦消费者，将消费者引入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数字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创新网络则是信息传播的组织基础[63]，数字化将极大的促进创新网络内信息的传播和使用，从而支持和促进企业大型生产和创新活动。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促使企业与现实世界建立更多更紧密的联系，产生大量创新技术、应用程序、产品或服务，如IOT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等[64]。此外，数字技术还增强了创新生态系统中本地、区域和国际层面参与者的联系强度[65,60,64]，促进了创新系统内的相互依存度和共同进化。未来经济增长、企业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将日益取决于融入数字经济的程度。数字化还会导致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不仅延长旧技术的生态延展性，还带来不连续的突破性创新活动[45]，例如当前遍地开花的智能小家电、共享充电宝、无人驾驶技术等即是数字化与传统技术和产品融合带来的效果。

数字化对创新装备的影响：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对传统装备进行升级改造，使之能产生数据、感知数据，具备不同程度要求的智能化。此外，企业在数字化创新过程中还需要建立两个重要要素：数字化平台和数字化基础设施[45]。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获取互补性资源，提高企业开放度，实现成员间价值趋同和价值创造。如海尔集团的“COSMO”平台，外部连接模块商、设备商、物流商等利益攸关方，内部连接各自平台、小微及员工创客，动态整合企业内外部信息、资源和用户需求，实现多方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数字化创新平台。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指云计算、数字媒体、3D打印、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提供，给传统企业带来数字技术供给（digital affordances），增加商业模式创新机会[41]。比如创业型公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成本，接入腾讯微信公众号开放性接口，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精准客户群和便捷的移动支付，新公司只需集中精力创新个性化产品，而无需巨额投入获客，以及自研移动支付。

数字化对创新流程的影响：在工业4.0中，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还涉及广泛的流程问题，尤其是那些基于各种创新主体合作的流程[1]。数字化能极大的助力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参与者根据科研结果开发出新产品，进行必要的数字化建模、原型开发、测量或测试，修正和改进现有技术实施方案，提升和促进技术转让、创新营销沟通时效等。例如我国建筑行业正在大力推广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66]，极大地改变了建筑工业的设计、施工、交付、维护流程，实现BIM技术与新型建筑工业的一体化融合。2016年G20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项目在12个月内完工；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项目仅用6个月完成从方案设计到最后竣工交付全流程，这些都离不开BIM技术对项目各个环节的强力支撑。数字化对创新流程的另一个改变是创新即生产、生产即创新。出于数字技术本身的自生长性和可融合性，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结果具有可扩展性和可再演化性[67,68]，即基于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可以不断迭代和升级，比如小米手机的设计、开发、验证、产品商业经营同时进行[45]，再比如手机操作系统、新能源汽车车机系统可以持续不断通过OTA升级。

数字化对创新关系的影响：在数字化背景下，创新生态系统内互动企业之间的边界变得相当模糊，并具有动态性[69]。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信息经济报告指出，数字化触发了新一轮的创新浪潮，不仅改变了公民、政府和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社会与经济机构[70]。不仅是合作伙伴被越来越多的纳入到企业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建立具有弹性的创新关系，而且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某些企业自身的创新成功依赖于科研成果的发展或者是其它公司的创新成功。比如在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最终报告》中敦促美国政府竭力维持人工智能霸权地位，建议为电子设计制造建立有弹性的国内基地，以避免最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创新完全依赖外国资源[71]。再如中国联想在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果没有联宝科技公司（联想最大的生产基地，超过一半的联想电脑产自联宝科技公司）实现生产线从原料分配、生产、出厂检测、物流发货等一系列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生产，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就无法实现联想公司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得以成功应对全球疫情影响下由于居家办公带来的需求激增。而联宝科技能够实现快速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则又离不开联想研究院在运用运筹学、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等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发出联想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同样，在中国3D打印行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从科研到技术再到商业化清晰路径的创新生态系统（S-T-B ecosystem）[72]。

数字化对创新环境/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数字化不仅能提升企业/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同时还会减轻对自然资源和整个环境的负担[51]。例如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入精准播种和资源节约技术，如播种和施肥控制系统、配置各种传感器、添加GPS设备、无人机作业等等，能够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资源和空间的使用。在德国，已经有超过六成的农民使用与作物风险评估和天气预报等相关的数字技术；在荷兰，有超过60%的挤奶工作由机器设备所取代人类[51]。二是在数字化大趋势下，政府监管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如本文前面所提，包括中国、美国、欧盟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促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快速发展和演进。中国在2015年发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级战略，旨在推动全国范围内草根层级创新活动。2018年12月，中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围绕“新基建”的战略部署全面铺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国新基建投资将达到10.6万亿人民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人民币[73]，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搭建和演化构筑了坚实的万物互联数字新基石。三是数字化使得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中介机构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数字化加强了系统内各主体间的联系，包括广度、深度和频度。由于创新生态系统内主体面临资源有限的约束[74]，同时还需要面对技术升级或者跃迁周期缩短的压力、跨界竞争的压力，以及数字化时代新创新模式的压力，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中介机构的帮助，例如专利、商标、软著申请；申报政府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项奖励支持；与高校、专家产学研合作项目申请；行业知识产权情报讯息等等。在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中介机构起到了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引领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作用。

当然，数字化对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数字化带来的不只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即我们通常所认知的风险。站在企业创新的视角，数字化会带来运营和治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运营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运营成本增加和数据安全隐患问题。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额外的投资和成本支出，用于购买数字化设备和维护，以及数字专家、数据分析师等数字化专业人才的招聘。数字化还可能对部分落后行业和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导致行业结构产生剧烈调整，低技能人才被替代失业，进而可能会带来社会层面的问题。其次是每年都出现大量数据泄露事件以及数字资产丢失等案件，足以说明数据安全隐患是数字化时代悬在企业头上达摩克里斯之剑。根据IBM与Ponemon Institute基于对全球17个国家500多家真实经历过数据泄露企业进行的分析调研报告指出，2021年遭受数据泄露的企业单次数据泄露事件平均耗费成本为424万美元，这个数字相比2020年增长了10%，随着黑客手段多样性，未来成本会成指数增长[75]。治理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不确定性、标准、去中心化、政府监管以及数字鸿沟等方面。创新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创新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把所有机构和个人放到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从而对现有的组织体系和监管框架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挑战，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出现的DAO组织形式，目前全球尚无针对DAO组织的监管方式方法和政策法律。再如中美欧各国间对于数据保护标准的不同，欧盟国家高度强调数据隐私保护，其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用户访问后数据清零，企业不得再次使用用户数据；美国的很多城市也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但中国没有相关限制性法律，近些年出现大量的独角兽企业正是基于人脸识别及大量用户数据创新，比如商汤、旷视、依图等公司。其三是中国政府对滴滴赴美上市发起的网络安全审查和整改[76]等等。基于上述剖析，作者梳理出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一览表，见表1。

表1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表

总结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主体、关系、装备和环境等的影响，可以看出数字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这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本身的快速发展，例如芯片技术的发展至今仍然符合摩尔定律呈倍数增长，数字技术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技术数字化，数字技术与原有技术的融合延伸了技术适用性和技术有效性，通过嵌入到相应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整合内外部资源获得发展[60]；三是数字化改变了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间的时空链接，再造了创新流程和关系，提升效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不断进步；四是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创新坏境，比如共享共治平台的出现等，市场竞争、合作以及外部监管等市场性力量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77]。

四、数字化时代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方向

当下有关数字化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发展之间存在异步性现象。一方面是数字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明显偏少，另一方面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数字技术正在快速迭代演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化生活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当中来，显然数字化的实践应用已走到了学术研究的前面，存在着明显的异步现象，因此作者认为学术界应该进一步重视数字化对人类发展带来的革命性改变，提升数字化在技术创新、商业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研究中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管理学界学者指出，由于数字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呼吁应该建立新理论去解释数字时代背景下的组织管理现象[78,10]。 传统的知识积累及创新模式已不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创新需要，有必要革新创新思维，塑造新创新范式，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创新发展需要[79]。

数字化不仅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它还有更深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科特在《四维人类》一书中指出“存储时间，数字技术中的永恒”[80]，数字化除记录空间信息外，还记录和存储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化使得传统认知里第四维——时间维度得到显化。因此，作者提出应把数字化应作为一个全新的维度纳入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由是：一是数字化维度与三维空间存在正交特征。数字技术本质是对四维时空的一种记录和显化，除了促进信息流通外，还使得人类可以回溯和修正时间节点数据，实现对数字世界时间维度的初步掌控，因此数字化可以被视为与三维空间处于正交特征的新维度。二是数字化/数据技术是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是通用型技术，归入第三次技术和产业革命范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指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催生了海量数据资源，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推动了全球生产方式的变革[53]。在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并重的第七大生产要素[81]，数据资源不同于人力资源、资本及其它生产要素，是一种全新形态的基本要素33]，它们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关系[。三是数字化程度可度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用五个颜色/等级分析了中国MGI（媒体、金融和信息通信）行业数字化水平[82]。零壹智库在《中国数字发展指数报告（2021）》中评估了中国数字发展指数，从2012至2020年中国数字发展指数年复合额增长率为13.79%，高于同期GDP年复合增长率8%[83]。IDC（2020,2021）把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五个阶段：单点试验、局部推广、扩展复制、运行管理和优化创新[84,85]。BCG亨德森智库中国与阿里研究院在《中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3.0》报告中把行业数字化进程划分为三个层次：信息化时代、场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86]。由此可见各类前沿宏观/行业报告已经对数字化或粗或细的进行了测量。四是数字经济渐成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现实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占比越来越重。按照中国官方机构（中国信通院，2021）评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8.6%，是美国四成，德国的2.1倍，其中德、英、美、韩等数字化先进国家，数字经济占比已经超过50%[87]。五是数字化研究方法获得全面进步。数字化带来大规模数据，以及大数据、AI等技术发展，推动数字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繁荣。之前只能用抽样方法的科学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可以扩展为全量化研究，之前独立于科学边界之外的人文艺术类学科都逐渐融入了科学的边界[88]，AI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处理更为迅速和对未来的预测性，同时也使得大数据变得更具商业化价值。此外，从目前各国政府和产业积极推进数据化的行动来看，数字化是一个可得可控可预期的发展性事项。

基于把数字化提升为第四维的高度，作者认为数字化的本质是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但不局限于技术创新方面）可控的第四维度——时间维度，与三维空间构成数学上的四维超体（four-dimensional super-body）。数字化通过记录数据的形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建立数字足迹[89]，实现了在技术创新层面时间维度的可记录、可回溯、可修正，从而确保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做事（效率）、做正确事（有效）和拓展创新技术前沿（转型），进而达到从量变到质变，从时变到质变的效果。因此，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影响必然是超越性的、质变性的、广泛性的，作者称之为超体化（super-bodylization）演进。超体式技术创新与数字化之前的封闭式、开放式和立体式（在有些学术文献里也直接称之为生态体系创新）技术创新范式相比[90,91]，超体式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大数据、智能化、去中心、无边界的特点，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服务提供趋于同步，越来越趋向顾客个性化、体验式和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技术创新节奏加速，跨界竞争随时可能发生。以数字化为基础的超体式技术创新范式既脱胎于传统的创新生态体系，但又因为时、空及技术边界的模糊化而完全不同于原有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演进方向。四种技术创新范式/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趋势及区别见图2。

图 2 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演进示意图

五、数字化时代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案例分析

本文以腾讯系公司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发展演进为例，从技术创新生态体系范围内公司数量和性质，及技术创新数量和创新方向角度，考察四种创新范式的演进及特征。腾讯系最早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归类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部位于中国创新之都深圳市，2004年于香港上市，目前已经成长为市值中国第1，世界第6（2021年数据）的巨型互联网公司。腾讯的通信和社交服务连接全球逾10亿人，发行多款风靡全球的电子游戏和其他优质数字内容，并为企业提供云计算、广告和金融科技等服务，支持合作伙伴实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业务发展。

根据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内企业和创新技术专利数据，本文把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时间段：1997年-2001年为封闭式技术创新时期、2002年-2008年为开放式创新时期、2009年-2016年为立体式技术创新时期、2017年-今为超体式技术创新时期，见图2。

图 3 腾讯系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进阶段划分

在封闭式技术创新时期，腾讯系公司从1家增长到4家，专利申请量为0件。这一时期的腾讯系公司主要围绕核心产品QQ进行内部技术研发，不管是推出移动电邮和手机QQ，还是推出QQ会员服务和电信增值服务，都是为丰富QQ这款聊天工具，使之功能更为完善，后台承载能力更足。这一时期的封闭式技术创新取得了可见的成效：QQ最高同时在线用户账户数超越100万、获得MIH投资。封闭式技术创新时期，腾讯系公司数量少，行业属性单一，致力于内部技术研发，完善产品，确保公司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并不注重专利申请和权益保护。

在开放式技术创新时期，腾讯系公司从4家增长到23家，行业属性集中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制造生产和服务。腾讯生态公司数量快速成长到160家，其中制造业约占1/4，服务业占3/4。这一时期专利总申请量为1609件，其中1563件为腾讯系公司申请，占97.14%，绝大部分为核心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的发明申请专利；腾讯生态公司专利申请量为46件，只占2.86%，不到一半为发明专利申请，且与腾讯系行业方向相近的通信技术方向专利仅有2件。这期间不管是腾讯系公司还是腾讯生态系公司都没有与其它机构或个人的合作型专利申请。这一时期腾讯系公司凭借QQ快速增长的用户数和高用户粘性，在进入游戏领域后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服务提供商，同时围绕QQ核心用户入口，发展出了QQ音乐、QQ邮箱、QQ空间等丰富的增值服务业务。这一时期的腾讯业务发展还有一个经常被人诟病的行为是“抄袭”，对于市场上出现的其它业务类型或者新产品新服务，腾讯公司试图凭借QQ用户优势直接复制一个类似产品参与竞争，而很少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合作，比如2006年推出“拍拍”C2C电商平台，试图与当时的淘宝和易趣竞争；2006年推出“SOSO”搜索引擎，试图与百度、搜狗竞争；当然还有其它如团购、休闲游戏等非常多的类似案例情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腾讯也因此陷入“抄袭者”漩涡。这一时期的腾讯，试图通过流量优势在各个互联网领域攻城略地，因此从整个腾讯系技术创新生态体系表现出来的结果是腾讯系公司数量和专利申请量快速上升，基于核心产品QQ向更多的服务领域拓展业务（腾讯内部称之为“一站式生活服务”），专利技术集中在H04（电通信技术）和G06（计算；推算；计数）两个领域，其中H04L12(数据交换网络（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或中央处理单元之间的信息或其他信号的互连或传送入G06F13/00）)的专利申请量最高，超过一半；腾讯生态公司开始向汽车、金融保险、商业服务等行业延伸，但整体财务实力和技术能力较弱，无法与腾讯系公司建立对等的合作地位，更多的是向腾讯系公司提供资源和交换，而非联合技术创新。

在立体式技术创新时期，腾讯系公司从23家增长到103家，行业属性从信息通信领域拓展到批发零售业、研究和试验发展、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娱乐等更多的服务领域，但仍集中在集中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制造生产与服务，约占七成。腾讯生态公司数量从160家增长到1594家，其中制造业占5.7%，服务业占94.3%，行业领域遍布17个制造业和23个服务业。这一时期的专利总申请量为16941件，其中14092件为腾讯系公司申请，占83.2%，合作类专利209件，占1.48%，其中有八成由核心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占前三的技术分支是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入G06N]），H04L（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电报和电话通信的公用设备入H04M]），H04N（电通信技术）领域。腾讯生态公司申请量为2849件，占16.8%，发明专利申请1511件，占53%，超过一半；合作专利74件，占2.60%；其中H04（电通信技术）是专利申请的主要技术分支。这一时期腾讯系公司成功推进QQ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亿，并推出微信并在极短时间内用户数破亿，牢牢占据中国社交领域头把交椅。这一时期的腾讯发展还出现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特点：在经历3Q大战（2010年）后，腾讯重新自省平台策略和公共属性，并在半年后宣布向第三方合作伙伴开放腾讯平台，从“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转向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个“没有疆界、共同分享的互联网新生态”，同时成立腾讯产业共赢基金，投资50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合作伙伴成长。一个更加全面和更为立体的腾讯技术和商业生态体系快速成型：战略投资京东集团（2014年3月）、战略投资58同城（2014年6月）、成立联营公司微众银行（2014年12月）、成立阅文集团（2015年3月）、成立腾讯影业和企业影业（2015年9月）、战略投资新美大集团（2015年10月）、战略投资Supercell（2016年6月）、成立腾讯音乐娱乐集团（2016年7月）、成立联营公司微民保险（2016年10月）。这一时期，腾讯完成了生态体系的重构和闭环，在O2O、电商、本地生活、娱乐影音文化、金融保险等领域打造出完整生态链。反映在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里为腾讯系公司和腾讯生态公司的行业分布越来越宽泛，专利技术分布从通信领域向数字处理和计算机系统领域扩散，与外部机构/个人的专利合作开始出现并快速增长，合作专利里发明类技术创新主要围绕腾讯系公司展开，而腾讯生态公司的合作专利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类占比超过一半。

在超体式技术创新时期，腾讯系公司从103家增长到247家，行业属性进一步向其它生产消费服务领域扩延，其中文化体育娱乐类公司从上一时期的4家增长到当前的14家，说明越来越多的服务公司致力于满足用户精神文化层面需求。腾讯生态公司从1594家增长到3776家，其中24个制造行业占3.55%；38个服务行业占96.1%；14个农林牧渔业占0.37%。从图2可以看到腾讯技术生态体系下公司和专利数量总体上呈现指数式增长态势，如果加上腾讯生态公司里股权占比低于5%的部分公司以及外部有合作但未有技术专利产生的机构和个人，该增长曲线的曲率将会变的更大，更呈现出爆炸式扩张态势。这一时期的专利总申请量为34353件，其中23545件为腾讯系公司申请，占68.5%，合作类专利669件，占2.84%，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量占91.9%，占前三的技术分支是技术分支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入G06N]）和H04L（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电报和电话通信的公用设备入H04M]）、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领域。腾讯生态公司申请量为10808件，占31.3%，其中7163件为发明专利申请，占2/3，合作专利359件，占3.32%；其中G06（计算；推算；计数）和H04（电通信技术）是专利申请的主要技术分支。这一时期腾讯系公司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出“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企业战略升级，基于腾讯云服务超百万开发者，数据中心节点覆盖全球五大洲，行业解决方案覆盖游戏、金融、医疗、电商、旅游、政务、O2O、教育、媒体、智能硬件等众多行业，对外开放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脸识别、视频直播、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识别等技术能力。尤其是在微信小程序上线之后，打通了线下场景，产业互联网的版图迅速在全行业展开。在此期间，微信全球月活跃账户数超过10亿（2018年1月），腾讯云全年收入超过170亿人民币（2019年），付费客户数破百万，微信小程序日活跃账户数超过4亿（2020年3月），截至当前腾讯2B业务营收在腾讯总体收入中已占到1/3。此外，腾讯还在此时期参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比如承建医疗影像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2017年11月），成为中国首批启动碳中和规划的互联网企业之一（2021年1月）等。腾讯公司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转型和发展，反映在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里表现为生态体系里的公司数量和行业类型进一步增加，与外部机构/个人的专利合作申请数量进一步增长，发明申请数量比重进一步增大，外部合作机构中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占比越来越大，印证了在数字化时代基础科研能力在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92]，见图3。腾讯系这些原生态数据企业成为重要的社会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凭借其特有的数字优势推动数字化赋能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快速渗透和覆盖,迫使传统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93]。腾讯生态体系内部出现不同于腾讯系核心技术方向的新的集群式创新，形成了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心的两个次级技术创新中心，见图4。

图 4 立体式创新时期和超体式创新时期外部合作机构/个人类型对比

图 5 立体式创新时期和超体式创新时期发明专利合作申请对比

从腾讯系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数据横向比较来看，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整体上呈现以下几个趋势性特点：从生态体系公司数量看，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从公司行业类型分布看，从信息通信领域的制造与服务，扩展到一二三产业，包括几十个制造行业和几十个服务行业，其中娱乐文化体育类的以满足人类精神层面需求的公司占比在逐步增加。从发明专利申请数据看，技术创新呈现出重心转移、创新加速和更重视体验感的特点：腾讯系公司在开放式创新阶段，专利技术分支集中在H04小类；在立体式创新阶段，专利技术分支重心从H04转移到了G06小类，H04小类比重明显下降；在超体式创新阶段，G06小类更趋丰富，H04小类占比进一步下降，同时A61小类的权重上升明显。从腾讯生态公司发明专利申请趋势看，在开放式创新阶段，没有明确占优的技术分支；在立体式技术创新阶段，腾讯生态公司和腾讯外部合作机构/个人的专利技术分支分布情况出现与腾讯系公司较为类似的技术分支分布，G06小类占比最大，其次是H04小类；在超体式技术创新阶段，G06小类的占比进一步得到提升。其次是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视用户体验和参与。通过提取主要技术分支专利的技术功效数据，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利在重视体验感提升功能，以在三个阶段都有较为全面的服务器技术方向申请专利为例，在开放式创新阶段，约有19.06%的专利涉及体验感提升功能，在立体式创新阶段，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5.03%，在超体式创新时期，该数据进一步提高到52.88%，见图6。其三，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企业平均每企每年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来看，呈现出一种加速的趋势。腾讯系公司在三个阶段的数据分别为2.48件/企/年、3.77件/企/年、9.69件/企/年；腾讯生态公司在三个阶段的数据分别为0.0049件/企/年、0.037件/企/年、0.095件/企/年；腾讯合作类机构/个人在后两个个阶段的数据分别0.0053件/企/年和0.0113件/企/年，三组数据呈现明显的加速趋势。关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呈现加速的现象，见图7。

图 6 腾讯技术生态体系核心公司主要技术分支专利体验感提升数据

图 7 开放式、立体式、超体式创新时期专利技术分支分布图及创新频率

通过腾讯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发展演进数据，可以看到超体式创新生态体系的因数字化技术而诞生于传统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但又从本质上超越了传统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范畴，呈现出大数据、智能化、去中心、无边界的特点。在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内，因数字足迹的存在，使得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正和调整技术创新过程，因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方向和创新成果的可能性，提升创新效率。在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内，因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和赋能属性，使得各主体可以直接参与创新全过程，可以在虚拟社区内协同创新，使得数字化时代下的创新变得更为灵活、有机、突发和协同进化。

六、研究结论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数字化时代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梳理了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文献，发现当前虽有大量创新生态系统的文献，也有不少关于数字化的探讨，但甚少有深入探讨数字化对企业技术生态系统发展演变带来革命性影响的研究，然而现实是数字化正在全面改造人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的方方面面，显然现有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出现了不同步情况。基于此，本文在充分剖析数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关系、活动、流程、装备、制度/环境、风险等关键点带来的影响以及驱动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化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它本质上是第四维度——时间维度的显化，通过数字足迹的方式使得人类可以初步掌握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调节和修正。因此数字化本质上正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从传统的立体式创新范式向超体式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大数据、智能化、去中心、无边界的特点。最后，本文梳理了腾讯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情况，用现实案例和数据实证说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情况和特征。

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下，企业、政府、创新中介机构的角色定位和作用都将发生改变。所有企业的地位可以更加公平（与开放式和立体式相比），知识产权可以更为清晰（区块链确权），创新效益可以更为细化（Web3.0），因此企业更有动力也更为放心地把自身纳入复杂的演化体系，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数字技术进步和普及，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搭建各种各样的数据平台，最大化发挥数字技术的外部性，政府需借机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整体竞争力，因此政府在超体式创新生态下，需要大规模建设和升级数字化基础设施，营造更有力的创新环境，培育更多数字化人才，促进基础科学研究，正如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新基建，鼓励数字化转型所做的这样。在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下，由于知识和数据大膨胀、智能化不断提升、企业边界消失、技术创新加速，企业仅靠自身往往难以及时跟进和相应外部环境越来越快速变化，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不得不借助各种各样的创新中介机构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保持快速学习和响应能力，维持企业竞争力，比如快速融资、产学研合作、APP快速迭代、数字化人才技能培训等等，因此在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下，各种各样的创新中介机构将迎来快速发展与繁荣。

本文首次尝试把数字化上升到第四维度的高度用于学术研究，缺乏可供参考性的研究框架和方法，相关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还有待更多检验。腾讯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案例分析，也因为数据的获得性以及数据精度问题，可能存在阶段划分和对比数据与实际情况有偏的可能性。因此，为延续本文的创新性思路和创新性结论，以及当前研究不足的情况，作者后续将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展开研究：一是全面梳理有关第四维度时间维度的科研文献，不限于技术创新领域，研究目前人类对第时间维度的掌控度，并对掌控程度进行分级分类；二是尝试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建模分析，包含第四维度时间和数据要素，从定量角度分析数字化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变革性影响；三是对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更全面的评估体系，用于评价不同技术方向或者不同区域、不同层次超体式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程度和健康度；四是研究政府治理在超体式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意义，包括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价，探索未来政府治理方向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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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22年4月，如需引用，请注明作者及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