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文字体与西文字体最显著的差别之一即为字体数量的悬殊，与字体接触最多的平面设计师对此最有体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本文从技术、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探讨。概而论之，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字数量的巨大以及结构的复杂性。由此所导致的经济上的考量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直接原因。从更加宏观的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方审美差异、创作目的、文明特性都构成了其间接的原因。在全球化的当下，随着汉字文化圈影响力的扩大和新兴技术的出现，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数量上的劣势得以扭转的希望。

关键词：字体字体数量有限选择汉字文化

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技术，其存在的目的是保存信息以便再度使用,本质则是一种符号，一种装载信息的符号，而字体则是这种符号的表现形式。文字承载的信息具有唯一性，而装载这些信息的容器——字体，则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可以用千变万化来形容。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字体的设计是重要的分支，也是该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一环。在使用字体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拉丁字体的数量要远多于中文字体。以方正字库为例，截至本文完稿时，其提供下载使用的拉丁字体数量为12690款（含字重），中文字体为2523款（含字重）。再以开放版权的谷歌字体库为例，拉丁字体有1459款，中文字体则仅有13款。同样是开放版权的阿里妈妈字体库，可供使用的中文字体也仅有14款。若以涵盖全球多种语言超15万款字体的蒙纳字库为考察对象，其拉丁字体的保有量则更为惊人。进一步来看，就一种字体而言，其字重的多少也体现了汉字与拉丁字母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于一款成熟的英文字体来说，用户的字重选择往往非常丰富。以蒙纳旗下出品的Neue 为例，不同粗细、不同宽度、倾斜与否等属性组合而成的字重共有59种，而对于中文字体而言，通常只具备粗与细两种字重选择，甚至大多数字体没有选择的余地。

作为一名视觉传达设计的从业者、一名字体设计的教育者，对这种现象存在的疑问早已有之。不同文字形态的字体数量之间如此强烈的对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文试从技术、经济、文化三方面入手，由表及里地探讨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

一、表层的技术原因

拉丁字体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首先归结于拉丁字母的数量及其简单的外形。的确，相较于动辄成千上万的汉字数量来说，仅有26个字母的拉丁字母的确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得益于拼音文字的属性、简单的音节以及字母的复用性。此外，拉丁字母易于辨认的简单造型也使其具备了先天的技术优势。相较于中文字体，设计一套最基础的拉丁字体仅需处理26个字母的大小写、若干标点符号、10个数字，以及为适应不同拉丁语系国家实际需要的带有附加符号的字母，因此字体文件往往很小。以Neue 为例，包含各种字重的字体安装文件不超过3M字节，而包含所有字重的思源宋体安装文件则达到了163M字节。

设计一款中文字体，其程序与西文字体设计相差无几，都要经过立意与风格确定、创作文字手稿、扫描、数字化拟合、修字、质检、整合成库、测试等技术流程。这个流程中最为耗时的是创作手稿和修字两个阶段。按照GB/T2312—1980的国标要求，汉字基础字库收录的汉字数量为6763个常用字和682个字符,这些汉字和字符需要由设计师逐个手写，再经过数字化转换后，由人工进一步精修——检查字形轮廓是否光滑、结构是否合理、粗细是否均匀、灰度是否和谐、整体是否美观，反复修改直至满意。由于中文是表意文字，语音和语义情况非常复杂，6763个常用字只是满足书面表达的最低标准，若加上非常用字、生僻字，一款涵盖全面的汉字字体其字符数量往往要达到万余个。在现代社会使用计算机辅助造字尚且如此烦琐，中国古代使用传统工艺造字的工作量更是可想而知。反观泛拉丁字库字体，通常只要满足218个字符的标准即可。因此，字符数量上的优势的确是导致中英文字体数量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就中文字体而言，单个汉字结构的复杂性也是导致其字体设计困难的重要原因。与拉丁字母等线形文字不同，汉字的书写不是一维的，它是建立在米字格田字格基础上的具有两个维度的文字。笔画的疏密、中宫的位置和收紧的程度、上下左右内外偏旁部首的比例大小等这些只有在两个维度中才能体现的特征都会影响字体的观感。如此一来，由于单字组成方式的不同，在视觉心理上会让人产生汉字更复杂，字母文字更简单的认知。汉字由基本笔画组成偏旁部首，偏旁部首又组合成一个个的单字，在这一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多见。区别于汉字，单词这一西文最基本的表意单位，无论如何组合，始终都跳不出26个字母，且词根词缀的存在使不同单词之间始终保留了某些相似性。因此，西文规律性的东西较多，在识别过程中视觉的负担也较轻。再加上西文字母的线性特征使单词的结构较为简单和谐，对字母文字进行形态上的加工，即字体设计，就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相较于字母，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象形的意味，汉字传递的含义比字母丰富得多。在承载丰富的含义和鲜有规律性存在的限制下，汉字字体的重新创造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导致了当我们作为母语者在使用中文时，不会对文字的形态做过多的思考，而是直达文字的字面含义。在这个前提下，对字形或字体做过多的更改和设计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甚至反而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导致对文字识别产生副作用。但字母文字不同，对非母语者而言，面对单个的a、b、c时，它并不能传达出具体的意义，只是一个抽象形态的字母。只有当它们以某种形式组合在一起时，意义才能够产生。在这一点上，字母文字与汉字具有最根本的不同。但正是由于这种造型的简单和抽象不带有任何具体的含义，西文字母具有了改变其造型、设计其字体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母语者来说，字母文字的识别是一种图形识别。抽象简单的字母，再加上大小写的形态差异，使其基本的表意单位—单词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图形化特征。无论是母语者还是熟读英文的非母语者，都可以根据单词的形状轮廓来识别。当这种轮廓特征匹配了使用者已知的某个单词时，其含义也就被人所知晓（图1）。就形式而言，字母文字是一维线性文字，汉字是二维面性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字母文字的图形识别，汉字的识别是一种意义识别。至少对于母语者来说即是如此。既然是图形识别，当人们接触到字母文字时，首先看到的是它的线条和形状，并自然而然地产生好不好看的视觉联想，从而将字母以及字母组成的单词当作视觉元素与整个文字版面结合在一起。于是这也就为文字的造型——字体设计留下表现空间。

图1 轮廓化处理的两种文字

就此看来，数量的巨大、字符组合的复杂程度、文字识别的模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导致拉丁文字与汉字在字体数量上形成悬殊对比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原因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是最能为人所发现的。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导致汉字字体数量远低于拉丁字体的重要因素。

二、中层的经济考量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各种成规模的设计和制造字体行为都和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与所有的经济活动一样，字体的设计和制造同样必须考虑投入产出与回报。一款字体的设计和制造若费时费力，投入—产出—回报的周期又长，这项工作必然无法得到人们的青睐。而对于字体的使用者来说，若没有建立起“字体消费”的概念，字体的发展必然会失去前进和创新的动力。这一特点在汉字字体设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对于消费者来说，“字体设计”的概念远未建立，字体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仅仅停留在“文字”的层面，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把基本笔画输入计算机，各种各样的字体就能够源源不断地生成。既然字体的设计如此简单，那么各种字体的使用自然也就可以无所顾忌，拿来即用。此外，国内对字体个人使用和商业使用（个人商用和企业商用）的区别缺乏普遍性认知，字体版权意识不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国内很多字体厂商“被迫”成为“维权企业”，即其无法单纯地依靠字体设计获得盈利，而需要其他业务甚至是通过字体维权所得来支撑。

其次，对于商家来说，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字体设计也是导致汉字字体设计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商人逐利，至少对于大部分商人来说，不会为了经营活动中所使用的字体这一类“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大费周章。只要能获得利润，字体的好坏无足轻重。如此一来，需求减退，汉字字体设计行业在根本上缺少了创新的动力，本就工作繁重的汉字设计陷入越来越无人问津的境地。

经济驱动力的缺乏是造成中文字体设计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长久以来，汉字印刷体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宋、楷、黑、仿四个大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计算机及相应软件的辅助下，汉字字体造型才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与拉丁字体的设计相比，汉字字体设计仍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还是前文所述的由数量和字形复杂程度所致。自中国古代刻书业兴起，汉字的这一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广大的字体应用主体—书商，产生了一种对于投入新字体的“惰性”，即产出与回报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没有了进一步改进字体的必要。虽然北宋毕昇于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由于汉字的巨量以及彼时的活字排版印刷工序面对相对固定的文本内容不如雕版印刷来得方便快捷，中国社会直到清末仍然是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书商一旦要投入新的字体，就意味着整本书的全套书版必须重新雕刻。这在经济上是极其不划算的。因此，古代书商宁可通过直接买卖书版的形式来印行书籍，也不会将资金投入到增刻书版当中来，更不用说为了创造新的字体而重刻书版。例如，早在北宋元祐四年（1089），即有当时的官方机构杭州市易务与杭州州学之间进行书版买卖而获利的记载。官方尚如此，民间亦如是，以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福建建阳书商余氏勤有堂和叶氏广勤堂之间的书版交易最为典型。书商在购得原持有人的书版后，仅需挖去原有堂牌记，增刻现有堂牌记即可印行发售。更有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书商，在书版业已破损的情况下，宁可继续使用直至印刷字迹不可辨认，也不会重新投入资金去雕刻新版。因此，像19世纪的英国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为了出版一套书籍而专门设计制作一套字体的情形是不会在中国古代的书商中出现的。毕竟汉字字体的投入太大，成本太高，哪怕在古代刻书工匠的群体中，也存在着这种对于经济性的考量。

中国古代的刻书工匠是在写工的手稿基础上刻字的，写工都须以一种字体作为其书写和刻制的蓝本。自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出现以来，印刷字体均以楷书作为主要的模仿对象。这既是由于楷书字形方正易于辨别，也与唐代楷书最为兴盛的时代背景有关。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的前三家出现在唐代，楷书成为这一时期雕版刻字的首选字体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毕竟是使用毛笔书写的字体，楷书的笔画轮廓以流畅曲线居多，若要在坚硬的木板上模仿其轮廓造型，在没有现代技术辅助的古代并非易事。为了达到既保留楷书意趣，又能提高刻版效率的目的，现代宋体字的前身——匠体，在古代刻书工匠的手中诞生了。得名于工匠之名的匠体，将楷书曲线的笔画轮廓适度改为了直线笔画。例如，最难表现的点画被简化为了短横或短竖，书法运笔中的转折顿挫特征被处理为了三角形和斜切尖角等形式，甚至对于某些较为复杂的汉字，匠体字中还有大量各种形式的“简化字”出现。工匠的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在对刻字的效率和书法意趣的保留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如此一来，尽管字体在艺术性方面已经比传统手写楷体大为降低，变得“非颜非欧，已不成字”,但提高刻版效率的目的已经达到。从经济层面来说，生产目的一旦达到，进一步的改进已无必要。

匠体字的这种特性，使从事此项工作的门槛降低，普通人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即可掌握。同时其模式化的制作方法使不同的工匠刻出的字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造型风格的一致，大大增加了将一本书的各个部分交给多位工匠同时刻制的可操作性。于是一套书籍刻版的生产周期缩短了，资金投入相对就减少了，对于逐利的书商来说，这显然是他们最乐于看到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当字体的制作被模式化标准化之后，其创新的动力也就随之失去。毕竟匠体字的刻制已达到了多快好省的目的，大的改进已无必要，最大差别仅限于字体的精致程度。在这一点上，古代的官刻、私刻、坊刻书籍的字体质量有明显的体现（图2、图3）。

图2 《新刻全像水浒传》明崇祯建阳本，匠体

图3 《佩文斋书画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内府精刻本，楷体

毕竟对于这些经济实力不一的刻书主体来说，他们对汉字字体演变的作用较小，其对于字体的选择差异仅限于字体的精致程度，而非种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传统社会中这种字体产生的模式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匠体字自从明代开始普及应用以来，直至清嘉庆后期，其字体的样式仍然规范而稳定。在这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匠体字仍然保持了这种稳定的面貌，足以说明字体的“发展”带有一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极强的目的性。这种对待字体的意识惯性甚至从传统社会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社会。

综上所述，中文字体数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庞大的数量和单字构成的复杂程度，由之所导致的经济上的考量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直接原因。但字体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特殊性也是导致汉字字体数量少这一现状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中西方字体数量差异的最为深层的原因。

三、深层的文化动因

字体是文字的容器，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不同文明的独特性通过方方面面的文化得以表现。比较中西文字体在数量上的差异，除了技术和经济的原因之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其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以下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审美观念导致的差异

中国人大都有用书法作品来装饰生活起居和工作环境的习惯，在求得善书者的作品后，装裱悬挂于厅堂之上，一旦有客来访，宾客与主人唱和交流，或是称赞书法的精妙，或是褒扬主人的精神品位。但这种情形无法套用在西方人的头上。这是因为书写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是一种艺术，而在拉丁字母的文化圈则是一种技术，它们所承担的文化使命是不同的。中国人写汉字，能在字中融入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抱负。古代的习武之人甚至可以从书法的一笔一式中悟出功法的招式，反过来书法家也能从功法的招式中悟出书写的形式。相传唐代书法家张旭就从公孙大娘舞剑的动作中悟出了其落笔如走龙蛇的狂草风格。汉字书法经验性的因素较多，在很大程度上重在“悟”，因此很难用一种定量的标准来衡量汉字的书写。毕竟艺术是无法传授的。但技术是可以学习的，技术依靠的是各种规范性的制约。规范性一旦掌握，技术的学习也就得以达成。

反观拉丁字母的书写，英文的“Callig raphy”最接近于中文“书法”的含义，但English 与Chinese 完全不同。以拉丁字母为代表的西文书法更加接近于“美术字”的概念，多有一些技术性的标准存在。如X字高与大写字高的比例、上升与下降部的大小、斜体的倾角范围，等等。当这种技术性的标准做到极致，就出现了如同17世纪的帝王罗马体一样，将方格划分为64个单位网格，每个网格内再分出36个小格，每个字母的造型都严格限制在这2304个小格中进行设计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文的字体更加看重的是规范性。加之西文极其有限的字符数量，在一套规范的框架内，一套西文字体的产生相对容易。

如同字体的设计一样，美术字也是在诸多规范性的制约下“绘写”出来的，缺乏主观性和独创性，而这种主观性和独创性正好又是“书写”的书法字所看重的。正是在善书者的笔下，这种主观创造的灵活流动的生气才能被创造出来。如《兰亭集序》中二十种截然不同的“之”字的写法，那才是真正的主观独创性（图4）。

图4 神龙本《兰亭集序》中二十个“之”字的形态

与西方人的规范化所造就的审美观不同，中国人对于文字的欣赏自古以来就有手写至上的传统。这也是当规范化的可批量制作的匠体出现时，文人士大夫对其嗤之以鼻的原因。毕竟出自匠人之手的印刷字体代表了一种“底层审美”，是工匠技术的体现，而技术在传统中国社会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社会精英来说，最好的印本是最接近于手写体的印本，而最接近于手写体的印本，其印版的制作相比较字形简化概括的匠体印版来说必定更加费时费力，其经济成本必然也更加高昂。因此这一类印本民间往往承担不起，它更多的是出现在官刻的书籍当中。

（二）创作目的导致的差异

中国古代过于奉手稿为圭臬，这种书法式的文字审美使潜在的字体创造者——书坊的写工和刻工的写刻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努力的“摹写”，即写工努力模仿书法大家的字体，而刻工又努力模仿刻工的字迹，由此一来，创造新字体的可能性更为渺茫。虽然在此过程中，书商出于对利益的追求“迫使”工匠提高效率，简化书法的字形创造了匠体，匠体又经过不断地改良形成了今日宋体字的基本模样，但这种创造仅仅是一个孤例。除了匠体字，中国古代社会鲜有其他新的字体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字字体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一种创造性的需要，它不以创造多样化、个性化为目的，而是服务于文本复制的目的。在这种海量而枯燥的复制过程中，虽然有时会为了提高效率而对字形稍加改进，但这种改进的目的亦不是表现为创造，而是在寻求一种文本复制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既保留了文化经典，又保存了书法的气韵。这种保留与保存，在远早于印刷出现的时代人们就用墨拓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记录文化的方法—拓印，即使用纸和墨，将金石表面的文字图案复制下来的方法。在纸张出现之前，金石一类的硬质材料是文字呈现的载体。而在纸张出现之后，延请善刻之人将精美的书法镌刻于石碑之上以求永存的传统仍然保留。“拓时系蒙纸于碑上，故文字无翻置之病，行数气韵，亦与原碑无异”,相较于印刷，拓印能更好地保留文字的气韵。《后汉书·蔡邕列传》更是有如下记载：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书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刻碑以正文字引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包括石经拓印)的行为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书写和刻字的目的——保留经典，以正文字。同时，文字的形式——字体也被精准地保留了下来。汉字字体长久以来呈现出一种极其稳定的状态，至少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如此。

（三）文明特性导致的差异

从客观的层面来看，中西文字体的发展也和这两种文字的使用主体的文明特性有很大关联。由希腊字母所派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在当今世界语言文字版图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地域上，欧洲全境、整个南北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小亚细亚、蒙古、东南亚岛国，均为希腊字母及其派生系统的覆盖区域，占据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近3/4。而汉字文化圈所覆盖的区域仅有1/8的面积不到。

拉丁字母文字经腓尼基—希腊字母发展而来，其原初的使用地域仅限于亚平宁半岛及东地中海地区，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广泛应用于近3/4的世界陆地面积。应用地域的广泛性和地域的多样性是文字多样性产生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哥特体之于德国人，博多尼体之于意大利人，时报罗马体之于英国人，还是赫尔维提加体之于瑞士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使用者都有其字体选择的偏好。但不管怎样，字母文字覆盖的区域如此之广是不争的事实。对比其原初狭小的使用地域，可以发现，使用字母文字，尤其是拉丁字母的文明具有扩张性。相比之下，使用汉字的中华文明则不具有扩张性，这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一脉相承。

以文明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为例，反观这些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斯拉夫字母的地域，其共同点之一即这些地方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势力范围。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文字的传播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字母跟着宗教走，宗教所及的地区比政权所及的地区更加辽远。这与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和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中华文明追求的多种价值和观念、多种文化和文明的丰富而和谐、和平的理想状态截然不同。尚“和”之传统，使汉字呈现出内敛状态，只盛行于它原生的地域，且变化发展遵循的是中华文明的观念偏好和社会规范。

从审美差异、创作目的，以及文明特性三个方面来看，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与拉丁字体相比，汉字字体亦不满足多样化生产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字字体缺乏多样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稳定决定了汉字字体不会出现太多的变化，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圈的盛衰必然会出现交替。使用汉字的中国也并不会永远都像雨果形容的那样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也并不会永远是一个缺少变化的国家。历史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今日之中国是如何充满了活力，如何对世界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以经济为先导，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文化正在逐渐改变着世界。但与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并不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扩张，而是一种此长彼长的共荣。当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的时候，作为文字容器的字体必然也要为了适应更加广泛的需要而产生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将顾及更多人的偏好，更加符合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至于汉字字体在这个过程中会发展出怎样的新形态，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汉字字体的数量一定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结语

十多年前曾有人问及字体设计专家，如何看待字体设计行业从业人员的成长，得到的答复是“很悲观，没有人愿意做”。彼时仅有20家公司从事汉字字体设计，行业发展缓慢，难免会让人得出悲观的论调。但十多年后，中文字体行业正在逐渐改变发展缓慢的颓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实体开始投入字体设计行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相关企业100余家，仅方正字库的签约设计师就达到了700人以上。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同步，字体设计行业在过去十余年间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法律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得益于字体知识产权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当然也得益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贸易全球化的推动下，近年来不但有国产中文字体走向世界，甚至还出现了“进口”中文字体流行国内的现象。例如，由Adobe联合Google先后在2014年和2017年发布的思源黑体和思源宋体。两种字体有着中文字体少见的多达七级的字重选择，每个字重包含了多达65535个字形数量，其开源免费的授权方式使得这种可免费商用的字体一经发布便获得了众多国内用户的青睐。

虽然目前汉字字体的发展还存在着由于数量和复杂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技术的发展为字体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近两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通过机器学习《爨宝子碑》和《多宝塔碑》的字体特征，结合人工干预，在极短时间内诞生的阿里妈妈刀隶体、阿里妈妈东方大楷等字体便是一次高新技术推动文化发展的积极探索。这种进步或许正在一步步地把曾经人们的想象变为现实——只要把基本笔画输入计算机，各种各样的字体就能够源源不断地生成。技术的改变已经具备，字体设计回归创意，跳出“正文字，传经典”的窠臼，从汉字书写所特有的美学、哲学等精神性的高度上去引导和把控字体的形态，使其能够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中保留汉字书写的审美气韵，汉字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